政教分离,基督宗教在欧洲都已经开始衰落,那何必让基督宗教还在中国传播呢?梁启超对此的回答是:“耶教之入中国也,有两目的:一曰真传教者,二曰各国政府利用之以侵我利权者。中国之入耶教也,亦有两种类: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国教士以抗官吏武断乡曲者。彼其真信教者,则何害于中国?耶教之所长又安可诬也!”梁启超认为,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徒中有真信仰者,像广学会这样的基督教机构在传播西学、开发民智方面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值得肯定;而且基督宗教在学校教育、卫生医疗、助残济困方面多有善举,其慈善事业亦不容否定。因此,梁启超认为,对于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应该持开放的心态:“吾中国汪汪若千顷之波,佛教纳之,回教纳之,乃至张道陵、袁了凡之教亦纳之,而岂其有靳于一耶稣。且耶稣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其力必不足以易我国明矣,而畏之如虎,何为者也?”中国地大物博,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佛教、伊斯兰教都曾传入中国并绵延发展至今,道教、民间劝善信仰亦在中国广泛传播,何必唯独拒斥基督宗教呢?“至于各国政府与乡里莠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权,挠我政治”,这些披着基督宗教外衣的不法行为,只要“政事修明,国能自立”亦不足畏惧,“主权在我,谁能侵之?”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特别着力批判宗教对自由思想的压制,认为西方人的宗教概念实则是迷信,最重要的不过两点:“起信”与“伏魔”。所谓“起信”,是迷信教主之言;“伏魔”是压制不同于教主之言。所以,以“起信”与“伏魔”为特征的宗教最终都会压制自由思想,不利于开启民智、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西人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权力范围乃在躯壳界之外,以灵魂为根据,以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槃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祸福为法门。诸教虽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则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于起信,(耶教受洗时,必通所谓《十信经》者,即信耶稣种种奇迹是也。佛教有《起信论》。)莫急于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怀疑,窒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门户以排外也。故宗教者非使人进步之具也,于人群进化之第一期,虽有大功德,其第二期以后,则或不足以偿其弊也。”如果单纯从理论上讲,梁启超对宗教是多持负面看法的;但梁启超毕竟不是书斋里的思想家,而是现实社会中的实践家、革命者。一方面,梁启超固然看到了现实社会中宗教的诸多负面影响,但同时,作为行动者,梁启超又不能无视宗教在社会中的强大作用。

 
    本文摘自《中国民族报》2019年2月26日第1815期。作者:张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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