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国家盛衰的关系
2019/3/5 9:13:02

   
  今年是梁启超逝世90周年。在清末民初,梁启超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启蒙者,人称一部梁启超传记就撑得起半部近代史。梁启超在1898年“保种保教”的百日维新中登上历史舞台,后人将百日维新誉为“康梁变法”。
    梁启超原本是康有为的弟子,康有为一生提倡“儒教”,而梁启超的宗教观却几经重大变化:早年信奉儒教,中年反思乃至批判宗教,晚年膺服佛教。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
    梁启超早年受康有为的影响极大。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认为西方社会之所以强大,是源于宗教改革、复兴古学这一剂良药:“泰西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由于宗教革命,而古学复兴也。盖宗教者,铸造国民脑质之药料也。”中华文明在秦汉之前并不输于古希腊文明,但汉之后每况愈下,都是因为封建王朝“保一家”而不知“保天下”,背离了儒教的教义。只有到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才恢复被淹没的儒教本旨。故此,早年的梁启超相信孔子为儒教的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康有为发起的新学相当于中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国自秦汉数千年来未有宗教家,康有为是中国千百年来第一位宗教家,是马丁·路德式的人物。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接触到的西方政治、社会、宗教各种学说日渐增多,眼界逐渐开阔,改变了原有的宗教观。以往,梁启超认为“保国保种”必须先“保教”,只有通过宗教改革使儒教强大了,中国才能强大;但在日本接触到更多的西方资讯后,梁启超发现,“保教”未必保国,宗教强大未必国家就强大:“保教而教强,固有之矣,然教强非国之利也。欧洲拉丁民族保教力最强,而人皆退化,国皆日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是也。条顿民族如英、美、德各国,皆政教分离,而国乃强。今欧洲之言保教者,皆下愚之人耳,或凭借教令为衣食者耳。实则耶教今日亦何尝能强,其澌灭可立而待矣。”天主教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势力很大,有国教的地位,但这3个国家在欧洲并不强大;而实行政教分离的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反而国力强盛。基督宗教在欧洲的势力也在减弱,宗教强大与国家强大并没有直接的关联,甚至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清末民初的许多启蒙思想家之所以关注宗教关系,并非单纯关注宗教本身,而是关注宗教与国家强盛或衰落的关系问题。早年,梁启超讴歌儒教,是认为通过康有为式的宗教改革让儒教强大起来后,可以“保种保国”,增进国民之“智识”,改变国民之“思想”,一国之兴衰强弱,全系于此。但梁启超在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后,改变了这一看法。梁启超认为,西方社会的进步来源于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则来源于破除对教主的迷信:“见夫欧洲所以有今日者,皆由脱教主之羁轭得来,盖非是则思想不自由,而民智终不得开也。倍根、笛卡儿、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等,轰轰大名,皆以攻耶稣教著也,而其大有造于欧洲,实亦不可诬也。”西方启蒙思想家大都以攻击基督宗教著称,故今日即便要通过复兴儒教来使中国强大,也决不能通过“尊孔”塑造出一个教主来压制思想的自由。
    在这一时期,虽然梁启超认为西方启蒙思想家多攻击基督宗教,但并未对基督宗教有特别的敌意。早先,康、梁提倡的“保种保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保儒教来抵制基督宗教;但恰恰因为梁启超改变了“尊孔”、独树儒家为一尊的固有想法,开始提倡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反而更多地看到了基督宗教的长处,反对盲目排外,大大缓和了以往对基督宗教的敌意。既然西方社会中强大的国家早已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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