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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亚回族小说


2004-12-05 00:12    天山 @ 天方文化




  一

  新疆回族作家杨峰先生编译的《盼望》,收录了18篇小说和3篇散文,都是生活在独联体中亚国家的回族作家的创作。中亚回族虽然在俄语环境中被称为Дунганской(东干族),但其族内表述以及用东干文字记录的族称仍是“回族”(Хуэйзу),所以我在此文中对生活在域外的这些同胞依然使用母族称谓—回族。
  这本集子,当然不能全面反映中亚回族作家完整地创作水平,但足可管窥一斑。坦率地说,以回民族口头语言叙述和结构故事、并能达到这样的思想和审美高度的作品,十分罕见。应当注意到,中亚回族口语实际上就是中国西北地区方言,是方言汉语的一种。汉语由表音和表意两部分构成,仅表音而言,虽能达意,但对描述更深一些的东西,则显得勉强或根本无法做到。所以说,汉语是更适合阅读的语言。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亚回族就开始尝试用字母表述自己的语言。在斯大林的旗帜下,没有文字的民族不仅前途暗淡、而且处境危险。民族的自觉意识加上当局的帮助,创文工作起步了。开始使用拉丁字母,接着使用阿拉伯字母,到二战以后,使用斯拉夫字母并固定沿用至今。现在,“东干文”已成为比较成熟的语言文字,应用于中亚回族的日常生活、新闻和教育以及文化艺术活动中。
  《盼望》中的小说,反映了中亚回族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从旧时代到十月革命时期、从卫国战争到苏联的黄金时代,时间跨过近百年。可以说,读完这些作品,那些流落在异国他乡的一母同胞的生命历程、他们的沧桑命运、欢喜和眼泪、悲愁和幸福,我们已经历历在目了。在为作品而激动难平的同时,也记住了那些创作者的名字。

  二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毕业于阿拉木图教育学院的阿尔里·尔布都(Арли  Арбуду  1917-1986)是个经历丰富的“东干人”。童年父母离异,他成了孤儿,“东家住几天,西家住几天”,好在不久他就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幸福中了。在“列宁的党”的关怀下,他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1940年,已经是中学教导主任的他应征入伍,第二年,战争开始,他所在的列宁格勒方面军陷入德军重围,在900天的围困中,他经受了饥饿和战火的磨砺,九死一生。但他是幸运的,没有象另一些中亚回族子弟,牺牲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以及进军柏林的途中。
  他后来一直主持东干文报纸《十月的旗》的编辑工作,并由此开始文学创作。陆续出版了《血脉相通》、《马家的小伙子》等四部长篇小说和《没留下姓名的儿子》、《一条心》、《独木桥》等中短篇小说集;同时,他还将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轲夫等俄罗斯名家著作译成东干文出版,“为苏联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与他的经历类似并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的当然还有亚库夫·哈瓦佐夫,亚斯尔·十娃子,尔里·张以及阿伊莎·曼苏罗娃等中亚回族作家和诗人。
  晚年,阿尔里·尔布都创作了《三娃尔和莎燕》(《Санвар  лян  Шаян》)。
  中亚回族女教授、前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法蒂玛·玛凯叶娃博士(Фатиман  макэева)在她的《苏联东干(回)族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中介绍和评论了阿尔里·尔布都的这个作品,称其为“中亚回族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三

  爱情是个永恒的话题。尤其是当老人讲述的时候,更有一种沧桑在里面。
  创作《三娃尔和莎燕》时,阿尔里·尔布都已经是个老人了。岁月的磨砺已平复了他的革命激情,社会政治生活的不断开放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使文学的触角可能探到人间的各个领域。中亚回族,有着深厚的中国中原文化的积淀,这种积淀象暮霭一样飘荡在他出生和生活过的那些“乡庄”的半空,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比起载歌载舞的其他民族,多了些心灵负重,多了些忧郁和叹息。
  

  故事这样开了头:

  山伊城乡镇有两家出了名的大人,两家紧挨着,只隔一堵高墙。院子里长者柏树的是尔斯玛家。尔斯玛是个秃了顶的矮胖子,两边的腮肉下垂着,鼻子和眼睛不像是长在脸上,而像是嵌在肉里,走起路来跌跌撞撞,像是就要栽倒似的。50岁以前就已经把家业置办起来了。给两个儿子把媳妇儿娶了,把唯一的宝贝女儿也出嫁了,只剩下已经18岁的小儿子尤苏尔,正在寺里念经,跟着伊玛目“吃油香”……家里的一切活儿都由他家的年轻伙计三娃尔在操心。
  院子里长着皂荚树的那家有钱人家主人叫六十儿,是个喜欢斗鸡、骑走马的游手好闲之人。六十儿是个细高个儿头的汉子,平时老拉着个脸,像是和谁生气,嘴角稍稍向左边歪着,眼仁却向右斜着,向左望什么的时候,总是不得不把头扭过去。……现在家里只剩下一个小女儿,名叫莎燕。见过这姑娘的人都说,莎燕就象画上画下(读HA)的一样,不只比她的三个姐姐长得俊,就是在整个山伊城里,也再找不到第二个这样漂亮的姑娘了。她的歪嘴子父亲有时候望着女儿,心里这样思量着:哪个有钱人要是想给儿子娶我的莎燕做媳妇,我要让他出一斗金子呢!……

  故事不复杂。
  三娃尔是反清义军将领的后代,他的父亲朱明祥在起义失败后,带着妻子和不满一岁的儿子三娃尔逃到了俄属中亚斯坦。朱明祥“因为革命失败而整日情绪消沉,郁郁寡欢”,他开始赌博,不久,输光了财产,也输掉了妻子,只好带着儿子给人当长工。
  朱明祥“无常”了,把三娃尔丢在了尔斯玛家,那年,他8岁。
  三娃尔12岁时,不再扫院子劈柴了,尔斯玛“把他放到了种庄稼的活儿上”,直到二十几岁。
  我们不难看出,当年的义军成了居住农民后,经过20多年的生息积累,很自然地完成了社会分化,一小部分人成了庄户的上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他的《探索之路》中写道,在十月革命以前,生活在中亚斯坦的游牧民族和半耕农,并不处在封建社会制度下,甚至也不是在完全意义的氏族部落社会里。然而随着楚河左右岸的开发,迅速形成了一个个回族聚居点--乡庄,回族的中原情节也显灵了。
  他们不知道,在他们有条件和机会张扬民族文化的时侯,却彰显了与伊斯兰毫不相干的中国中原的封建文化,这些文化难以和中亚的本土文化融合,所以只能停留在民族的聚居区内。而且,这种腐朽的文化也未能产生配套的体制,一来是时间不够(几十年后就爆发了十月革命);二来,当时的沙皇政府鼓励拓荒,提供农具和种子,加之土地资源丰富,地主无法形成。
  这种封建文化所体现的宗法权力,就徘徊在相对封闭的乡庄和每个独立的家庭中。

  六十儿“借”尔斯玛家的三娃尔给自家淘井,引出了莎燕的出场。
  “喊声惊动了正在屋里梳头的莎燕。她走出屋子,看见了正在干活的三娃尔,赶快躲在了玫瑰花从后面,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看见赤裸着上半截身子的小伙子。从花丛的隙缝中偷望着三娃尔那肌肉发达,棱角分明,挂着碎汗珠,油光发亮的身体,既羞涩又感到新奇,心虽然怦怦跳个不停,却仍想多看几眼。谁也没有让她烧水,她却把“萨玛瓦尔”(俄式茶炊)搬出来放到玫瑰花丛附近,拿着一把小板斧,一边劈柴一边望着正在干活的三娃尔。”

  三娃尔也发现了乡庄传说中的美姑娘莎燕,一次对视,一次微笑,在他的心中播下了爱情的种子。此后他经常帮着六十儿家干些活,寻找见莎燕的机会;或者,爬上柴垛,偷看正在廊下做饭的莎燕的背影。
  “……莎燕也神秘地一笑,向三娃尔点头示意。就这样,两个年轻人虽然相互间还没有说一句话,可都已经钻进了对方的心里。不用说,要是此刻给两个年轻人以自由,恐怕一分钟都不会等,马上就到一起了。”
  然后,是所有的爱情故事中常会提到的彼此思恋的煎熬。这是在中国式的宗法制度下根本无望的爱情,等待着这两个可爱的年轻人的只能是一场惨烈的悲剧。


  四

  要提一提中亚回族文学的语言特色,且从《三娃尔和莎燕》这个作品着手。
  东干文是以斯拉夫字母拼读中亚回族口头语言的一种表音文字,它的基础部分还是汉语的西北方言。汉语拼音方案无法解决的问题,东干文也同样会遇到。在将来的语言发展过程中,它必定要越来越多地吸收外来词汇以充实自己的信息库,这样势必离汉语越来越远。当然,这不是此文所探讨的问题。
  我们看到的中亚回族文学使用的语言,是根植于民间的鲜活的热烈的语言。比如,当莎燕的母亲发觉女儿的异常举动时,她是这样说的:
  

  “你胡说啥呢,那只麻鸡还不到下蛋的时候。你记牢,我的娃,你是周家的女子,你阿达要是知道你上了草垛朝着别人家的院子里张望,剥你的皮呢。我们家的名声要让你坏了,你阿达可就在人面前没脸了。你可要好好把自己看守住。”
  “你到街上去干啥?去夸你的模样长得好是不是?你就是不夸,一个乡庄的小伙子都知道你长得俊。女人到啥时候都是女人,你把脸摆在街上让人看,那张脸还算是脸吗?安拉把女人和男人没有造到一个秤盘子上,把这个你要记牢!”

  作者在莎燕母亲的形象描写上没有用一点笔墨,然而她的音容举止却活脱脱地就在我们面前。你可以联想起任何一位你熟悉的长辈。
  对女儿的劝导,可谓苦口婆心了。当她后来听说了女儿曾与“一个黑影儿”拉着手站在草垛上时,她真的吓坏了!
  “我把你个不要脸的,你让我们活呢还是不活呢?”
  “胡达啊,你咋把这么个女子给了我。娃呀,我难道没给你讲过吗?那时候陈苏尔老汉把给自己门上丢了脸的女子没活活地埋掉吗?现在谁还往我们门上打发媒人呢,你把自己的一辈子都害了。现在哪个好人家的人要你呢?”
  “品性好的姑娘能朝20岁上等媒人,你才17岁的一个人,你的羞哪?你的脸哪?”

  莎燕为了保护三娃尔,无论母亲如何劝诱和恐吓,始终不说那个“黑影儿”是谁。母亲无奈,终于搬来了六十儿。
  看父亲是怎么说的。
  “我给你给了命,我就能把你的命再拿掉。你要给我说实话,我就能把你的命留下。你说,你在草垛上见的是谁?”
  “全乡庄的人都敬畏着你阿达呢,你把你不自量的啥?快给你阿达说。”
  “你就是不抬举我,也该抬举我们周家的这个姓。你给我说,那个男人是谁?要是邻居家的尤苏尔,没啥,他也是个好人,还是个满拉,我们给邻居捎话,让把媒人打发来。你说是不是尤苏尔?”歪嘴子只怕是别人,连三娃尔名字都没敢提。
  莎燕痛苦地闭着眼睛,轻轻地摇了摇头。……

  莎燕受了父亲一顿皮鞭的暴打,昏了过去。母亲心软了,连忙安顿女儿睡好,并沏好一壶吹了“杜瓦”的茶。接下来的一段描写,我们不难看出,使用口语创作,对环境、情绪状态的描写以及调动读者的感情,同样可以十分到位。
  “喝完一杯茶,莎燕呻吟了几声又睡下了。看女儿睡着了,赛买(莎燕母亲)把灯点着,把灯捻拧得很低,回到了自己的屋里。‘乎夫坦’乃玛孜下来以后,又给女儿拿来了一壶茶放在炕沿上,嘴里一边念着出去了。下半夜赛买起夜,看见院子里的月亮照得像白天一样,她又到女儿屋子的窗前看了看,灯捻还是那样,拧得很昏黯,茶壶还在炕沿上放着,莎燕斜着身子在褥子上躺着,头发散开着搭在枕头边上,她想进去把女儿安顿着睡好,可又怕把女儿惊醒,就没进去。
  清真寺里传来‘邦克’声的时候,赛买出来了,把洗‘阿布代斯’的壶拿上从女儿窗前走过去的时候,向里面望了望,莎燕还是原样躺在那里,赛买的心里‘咯噔’了一下,赶快冲进了屋子,一看女儿嘴里流出了白沫子,就像谁把她戳了一刀子,大声喊了起来。可是莎燕什么也听不见了,她把满肚子的忧愁和委屈,把像鲜花一样纯美的爱恋,把对三娃尔的深切思念带上走了,把围着她的四堵墙,把像牢房一样的这个家仍下走了……”
  

  被东家打发到异乡务活的三娃尔,得到了莎燕的一个托梦。他风尘仆仆地上路了,谁也没发现他的归乡。在一个月黑的晚上,他为自己挖好了一个坟。
  “在莎燕死去的第三天,周家又传出扯破嗓子的嚎声。原来是莎燕的坟被人刨开了,埋下的人也不知去向……”


  五 

  在读这些文字的时侯,有一种感觉,仿佛是在亲耳聆听一个故事,如果使用西北方言阅读,会有一种更贴近的亲热感。对主人公命运的不幸,也能产生更为深切的同情。
  阅读了所有这些作家的作品后,会认识到,中亚回族作家的创作趋向深深地根植于“乡庄”,倒不是除此以外再无可写之处,但东干文对乡土的表现更活泼更富感染力确是个事实。
  对一个经历了太多苦难的民族来说,个体生命的不幸已激荡不起狂澜。无须刻意地掩饰,书写者如此,阅读者也是如此,回民族的情感就如同水银汇集成的宽远的大河,数百年来、金属般凝重地流淌着。在融入中国的过程中,我们失掉了语言,隔断了血脉,更改了容颜,分散在四面八方;我们的信仰,蒙上了污浊;我们只知小心地守护,一步步地退着,却没有看看怀抱着的、还是不是先前的那块美玉。我们不能太责备六十儿们、不能太责备赛买们,他们为了不使自己和后人们变成俄罗斯和其他的什么人,只能顽固甚至不合人情地坚守传统。
  只是他们不知,这种锈绩斑斑的传统里还有多少伊斯兰正信的俊绿的影子?
  

  中亚回族作家们仍然在描述、描述着过去和现在,透过白翳观察着未来的轮廓。十月革命帮助了民族,但革命也伤害了宗教。现在,分散在中、哈、吉三个国家的回族知识分子,都要面对同样的思考和责任。
  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恰好哈萨克斯坦著名画家潘舍诺夫来华,新疆的几位回族朋友招待了他。席间他展示了部分作品的照片,其中一幅是一个旅途的情景:戴阿拉伯头巾、重眉浓须的男人,靠着他的是身着汉家裙钗的女子和戴顶小白帽、明目皓齿的男孩儿,朦胧可见一匹白马在吃着草料,背景是黑黝黝的大山,山顶间或隐或现着长城的剪影和一弯遥远的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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