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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卓越贡献


2018-03-13 09:03    刘春秀 @ 中国民族报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120周年诞辰纪念日。周恩来是新中国民族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也是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忠实实践者。周恩来关于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今天仍有指导和启示意义。
  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已成为影响全球性社会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反观我国,民族关系和谐、各民族繁荣发展、社会稳定,风景这边独好。而这与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性地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正确解决我国民族问题与维护祖国统一的理论和实践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参与制定和实施了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提出了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观点。

  周恩来说:“我们主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样做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好处。”“民族区域自治适合于像中国这样的从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国家。”“利于合,利于团结,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制定的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早在1947年春,周恩来就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东北局并转西满分局、云泽(乌兰夫)等的电报,提出:中央同意在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上产生内蒙古统一的民族自治政府,该政府非独立政府,仍属中国版图。电文对内蒙古自治区与各解放区的关系、党的工作、政权建设、军事斗争等问题,也作出明确指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成为我们党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成功范例。乌兰夫说:“周恩来同志亲自起草的这一电报指示,为后来不断充实完善的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奠定了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参与起草并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指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和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别成立,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特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时,周恩来汲取国外因为没有处理好民族关系而发生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充分考虑到壮族是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明确指出“合则双利,分则两害”,推动各民族之间团结合作,并亲自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取名字。
  周恩来曾详细阐释了我国为什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像苏联那样实行民族自治共和国的问题。他说:“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历史证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成功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说的创举。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经济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全世界提供了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范例。
  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但“不管人数多少,各民族间是平等的。”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国内各民族都必须做到一律平等。他在政务院第60次政务会议上讨论少数民族问题时说,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1951年5月,他签署《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规定:为了加强民族团结,禁止民族间的歧视与侮辱,“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加于少数民族的称谓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地名、碑碣、匾联等,如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意思者,应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1952年2月,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25次政务会议,通过《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对散居地区少数民族的利益加以保护。

  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一方面于1950年7月至1952年9月先后派出四个访问团赴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同时进行民族识别,详细调查和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的情况。周恩来为访问团题词,作报告,听取工作汇报。当他从访问团汇报中得知云南有些地区发生灾荒急需救济时,指示要认真贯彻中央辅助少数民族的政策,对其困难必须予以大力解决。所有这些,体现了党中央对少数民族的尊重,促进了各民族的大团结,也为党开展民族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并提出要彻底实现民族平等,各民族就要互相帮助、互相尊重。首先是汉族要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他说:我们各民族要互相帮助,就要互相尊重,汉族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他说:“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信仰宗教。”“我们要造成这样一种习惯,不信教的尊重信教的,信教的尊重不信教的,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他还说:“民族的风俗习惯比宗教信仰还要广泛,因为一个民族不一定都信仰一种宗教。”“既然承认每个民族的存在,而我们又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化问题就必须重视。”“例如,民族的语言文字,就要尊重它。没有文字的,要按照本民族的意愿帮助他们创造文字。”

  为了推动和帮助尚无文字而有独立语言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的工作,按照周恩来的指示,1956年,有关部门组织了7个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全国各民族地区开展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获得了大量资料,为随后制定少数民族文字方案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每次到民族地区视察,都要问当地的汉族干部学了少数民族语言没有,并提出要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工作,首先要学习语言,“只有学好少数民族语言,才能更好地为边疆各族人民服务”。他还强调,从事民族教育工作,一定要学习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要好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民族文化。他本人还带头学习少数民族日常用语,到少数民族地区视察时,就用民族语言向当地群众问好,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称赞。周恩来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1961年4月,周恩来身着傣族服装,与傣族等各族群众一起欢度泼水节;1962年6月,周恩来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视察期间,按照朝鲜族风俗习惯与村民促膝谈心。

  周恩来提出要彻底实现民族平等,就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只有建立起工业基地来,这个民族才有发展的基础,才能使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理论和实践深入人心。

  周恩来说:“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中央人民政府一定要扶持和帮助少数民族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来,使少数民族生活改善。”“最根本的问题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如果少数民族在经济上不发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所以,要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就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只有建立起工业基地来,这个民族才有发展的基础。”

  为了推动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周恩来主持制定少数民族地区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规划,派遣科技文教工作人员和各领域的领导骨干支援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科学文化;提出要“开发柴达木盆地”“要多在少数民族地区搞水利,用雪山的流水来灌溉,要办一些轻工业工厂”等措施。当少数民族地区在建设中遇到困难时,他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帮助。如,当得知广西西津水电站在施工中出现材料供应紧张的问题时,他作出批示:必须如数解决西津所需钢材水泥。

  周恩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对内蒙古和西藏两个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关怀备至。从上世纪50年代到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根据党中央关于“要帮助西藏改变贫困面貌,使西藏民族繁荣起来”这一总的指导思想,指出要“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扶助西藏地方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他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和党组织多向中央反映西藏人民的要求,中央一定帮助西藏尽快发展起来。为此,国家每年都要拨出相当数量的款项,组织和派遣一批又一批科技文教工作人员和各领域的领导骨干支援西藏,帮助发展西藏的经济和科学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周恩来精心从全国各地调集大批医务人员帮助消灭危及内蒙古牧区群众生存的疫病,使内蒙古牧区实行“人畜两旺”的梦想在短短的几年间变为现实。同时,周恩来对于“一五”计划期间制定的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也非常关心。在周恩来的支持和组织下,国家从各地抽调了大批人力物力支援包钢建设。到1959年,新兴工业基地包头和包钢的基础工程建设已初具规模,当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包钢一号高炉开始出铁时,周恩来到包钢剪彩,深入包钢厂区视察,和干部工人交谈,勉励他们:“还要用更大的努力,加快包头和内蒙古的建设!”

  周恩来强调要增强民族合作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和民族“单干”,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周恩来说:“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应当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分裂,民族‘单干’。”“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我们宪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

  他认为,由于“每个民族都有它长期发展中遗留下来的历史痕迹。对待民族问题,要作历史分析,并且要有阶级观点。”同时,他指出,还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一方面,如果在汉族中还有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歧视的错误;另一方面,如果在兄弟民族中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分裂的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不利于民族团结,而且会造成我们各民族间的对立,甚至分裂。“这个新的基础,就是我们各民族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各个兄弟民族如果不想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共同目标,就很容易产生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这对民族团结不利,对祖国的统一和发展不利。”

  周恩来还强调:“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汉族是‘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是‘地大物博’,各占一条。所以,我们各民族必须互助合作,互相帮助,才能发展。而且汉族应该更多地帮助少数民族。”只有和当地人民团结一致,才能把力量集中在一起,才能把工作做好。他还要求干部深入基层,特别是深入农牧区边远山村,脚踏实地为群众办实事,把党的政策和温暖带给人民群众。周恩来认为,“任何民族都有它的民族心理感情。汉族因为居于优势地位对少数民族的心理感情是不容易体会的。”他以承认满族的问题为例,指出,“应该注意了解兄弟民族的心理感情,应该学习研究兄弟民族的历史。”

  1950年6月,在政务院第37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在讨论西北地区民族工作形势的总结发言中说:我们的干部,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在工作中要处处谨慎,否则小事情会变成大事情,局部性问题会变为全局性问题。要处理好民族关系。他说:“纪律问题。凡是涉及民族问题,比较重要的应该请示大行政区,更重大的必须请示中央。”“有关少数民族的重大问题,应该经过少数民族的人民和干部的充分讨论,按照他们的意愿作出决定。应该经常注意克服和防止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不断地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周恩来对于个别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头人因抵制社会主义改革发动叛乱,处理得也很理智。他一方面强调“一定要处理好民族问题。在民族地区,处理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民族问题,都要和少数民族干部商量,因为他们比汉族干部更懂得本民族的心理。”他一方面指出:“只要叛乱分子停止叛乱,一律宽大处理,一个不杀。三国时诸葛亮七擒七纵,我们要十擒十纵,百擒百纵。”“过去青海争取项谦就是这样做的,这是一条很好的经验。”

  1950年,周恩来先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5封欢迎西藏代表团早日来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电报。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团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经过耐心协商,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和中共中央派遣人员进入西藏并抵达拉萨,宣告西藏和平解放,维护了我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派人护送因同十四世达赖集团发生矛盾而避居青海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返藏,促成西藏内部的团结。1954年7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同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3月,周恩来与十四世达赖、十世班禅谈话,并为他们题词:“积极努力,为早日建立西藏自治区而努力。”对于增强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及推动西藏地区的工作有比较快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十四世达赖、十世班禅分别当选为主任、副主任。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之际,中央派出以陈毅为团长的800多人的中央代表团前去祝贺。中央代表团出发前,周恩来亲自接见全体成员,仔细叮嘱他们:我们要抱着真正的民族平等、尊重他们的心情去,要从心里尊重他们,不能有丝毫的大汉族主义。周恩来还电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并为庆贺筹备委员会成立题词:“为加强团结,培养干部,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实现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而努力!”

  1956年11月,毛泽东、周恩来同意十四世达赖、十世班禅应邀去印度和尼泊尔参加纪念活动。但是十四世达赖在印度期间,境内外的分裂势力乘机进行使十四世达赖滞留于国外的分裂活动,十四世达赖本人也以西康理塘地区解放军与部分叛乱者发生冲突一事为借口,蓄意滞留印度。为此,周恩来亲自访印,一方面使尼赫鲁许诺不支持“藏独”势力,一方面三次与十四世达赖进行长谈。在周恩来的多次说服下,十四世达赖于1957年3月下旬回到拉萨。但是,当他走上分裂祖国的道路时,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以国务院名义发布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同时,宣布自即日起,解散策动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正如周恩来所说,这次叛乱的爆发和迅速平定,不仅大大加快了西藏地区民主改革的步伐,使西藏约百万农牧民自此逐步摆脱贫困落后的黑暗生活,走上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而且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周恩来提出应该帮助各民族人民训练和培养成千上万的干部的理论,关心爱护、悉心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少数民族干部的知心人。

  周恩来说:“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应该帮助各民族人民训练和培养成千上万的干部。”“有计划地大量培养与本民族人民有联系的民族干部。”“我国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自治机关主要应该由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组成,靠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去办事,不然就搞不好。”他还特别强调:“各自治区政府应有少数民族人士担任领导职务。”“关于民族自治区的一些问题”,“有一些需要政府执行的,一定尊重各个兄弟民族的代表人物所提出的好的意见,经过考虑和研究来执行。”对于自治区领导人,周恩来无微不至地关怀培养,特别是关怀乌兰夫和十世班禅。

  周恩来对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人乌兰夫,自1928年相识后始终关心系念,积极支持他的工作,“文革”中对他进行保护。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前,周恩来为了让乌兰夫参加党的十大并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曾据理力争,纠正和批判了“四人帮”强加给他的“反党叛国”“搞分裂”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周恩来对于十世班禅也是既信任尊重关心爱护,又谆谆教诲及时引导,在“文革”期间更是鼎力保护。1951年,周恩来初次见到十世班禅,就嘱咐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在进行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谈判时,要充分听取十世班禅及随行官员的意见。1956年,周恩来致信十世班禅,充分肯定他“这几年”“协助达赖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你和达赖喇嘛在增强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方面和西藏内部团结方面所作的积极努力。中央和毛主席对你们的工作是满意的。”1959年,当协助党中央、国务院和平解放西藏起了重要作用的十世班禅,作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到达北京时,周恩来等领导人和各界群众一千多人到车站迎接,并出席十世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的宴会,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和热烈欢迎。1960年,当十世班禅提出关于如何搞好西藏工作的建设性意见后,周恩来认为其中有些意见可能存在偏颇,便在接见十世班禅时,诚恳地给他指出来。周恩来说,从反帝、爱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三点上说,我们不仅是同胞,而且是同志。对于你说错了的要给你指出来,不这样就不是同志的态度。同年7月,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工作和团结争取班禅集团的指示》稿时,周恩来在“班禅集团对于反帝爱国宣传和协助我党和平解放西藏方面,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我们必须采取以团结为主”处增写了:“班禅的作用很重要”。周恩来在“文革”期间,鼎力保护十世班禅。十世班禅后来说:“我在‘文革’中没有死掉,能活着出来”“主要是周恩来的恩德,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想着我,关怀着我。”周恩来不仅对乌兰夫、十世班禅关心爱护,而且不忘为祖国和平统一作出贡献的阿沛·阿旺晋美等人,并在“文革”期间鼎力保护。周恩来念念不忘保护对祖国和平统一作出贡献的人,对于稳定全国局势、加强民族团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周恩来关于要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就必须多办学校和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水平,以及必须为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创造各种条件的理论和实践,具有远见卓识。他认为要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一是“多办学校,才能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水平。”“有关各省应积极创办干部学校,汉族学生应把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必修课程。要把这件事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二是“应当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干部,要派好的干部到中央、省来学习,也要把好的干部派回去。”“另一方面,也应当派汉族干部去帮助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工作。”1950年11月,政务院第60次政务会议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的试行方案》。1956年5月,周恩来在中央民族学院会见各民族师生时说:要把民族学院办好,为少数民族多培养干部,为建设社会主义作贡献。

  周恩来认为要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就必须为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创造各种条件。他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办事情要靠少数民族干部,因此我们必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逐步使他们在各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机关、企业、学校中都占大多数,并且担任主要的领导职务。”具体办法为:一是“关于干部方面的民族化,就是民族干部应当有一定的比例。”“在各民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应包括各方面少数民族的代表,人数的比例要有原则规定,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可以大一些。”二是“在每个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干部应该做负责工作。当然不是所有的负责人都不能由汉族干部担任,但是民族干部总要负更多的责任。”三是“要大量培养民族干部,还要注意选拔培养优秀的妇女干部”。当周恩来得知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重视少数民族干部,重视对妇女干部的培养并取得成绩时很高兴。他说,这样做就好嘛。并勉励他们:“要注意发挥藏族同志的积极性,”“所有的工作都应当放手让他们去做,”“要注意关心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要鼓励他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工作起来腰板子才硬。”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巡视员、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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