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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伊斯兰因素与新型国家安全战略


2016-01-11 09:01    李林 @ 中国伊协讯



  一、“一带一路”的多重内涵与多种合作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东西方商业、文化与宗教交往的大动脉,凸现出中国作为陆上和海上大国对外开放的历史传统。“丝绸之路”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共需互利”、“平等包容”、“和平精神”和“互学互鉴”。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倡议是以“丝路精神”为前提,体现着共赢、平等、包容的新理念,改变了国际秩序建构中的“零和”思维。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意义远远超出经济涵义,而是具有促进文明交往、文化互鉴、政治合作、安全战略等多种内涵。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商贸之路,而是同时兼具文化交流之路的功能。今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不仅是一个经济构想,更具有文化、政治与安全等的多重内涵。

  2014年3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演讲时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化与文明交流源远流长、世代更新,在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二、“一带一路”的伊斯兰因素

  围绕“一带一路”展开的合作与对话不仅指一种理论,更是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方式。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双方的合作与对话具有丰富空间。例如,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上需要增强对话,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共同营造安全、安宁的国际环境,携手应对气候变化、能源、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全球性挑战,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推动人类社会的共赢与发展目标。可见,“一带一路”不仅具有经济内涵,更应有待赋予其文化、政治与安全等多重含义。

  在历史上,穆斯林商人曾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到今天,如果不了解伊斯兰教、不了解伊斯兰世界,就无法真正地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更无法从战略上赋予其必要的政治内涵、文化支撑与战略视野。

  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伊斯兰教在构建“一带一路”的作用?究竟是仅从被动与消极的一面,将其视为抵制与防御渗透的对象,还是发挥其积极的一面,将其作为构建丝绸之路过程中的助力和可依赖的力量?进一步可以引申出,在我国“西进”与“南下”战略、在中阿经贸合作、在预防和遏制宗教极端主义的过程中,应该如何评估伊斯兰教这种客观存在可能带来的实际影响,如何才能发挥其本身蕴含的“正能量”,做到扬正去邪,为我所用?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对伊斯兰教这种社会现象及其内在规律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

  从“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来看,无论在经济建设、文化繁荣、社会稳定、国家安全,还是在处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涉疆问题、反恐问题等方面都不可忽视伊斯兰教的影响。历史上,穆斯林商人曾经为海上与陆路丝绸之路的贸易与文化往来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今天建设“一带一路”必须对伊斯兰世界采取开放共赢的态度,才能真正令重现丝绸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

  三、伊斯兰教与国家安全战略转型

  2014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与此同时,国际与国内形势表明,伊斯兰教在我国构建新型国家安全战略过程中,必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第一,目前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是15.7亿,占全世界人口23.4%,而从我国发展战略来看,无论是西进战略、南下战略,还是国家近期提出的“一带一路”都绕不开伊斯兰教与国家安全战略这个主题。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是相邻的两个文明板块,从此意义上讲,伊斯兰世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必然是持续的,不可避免,不仅涉及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也涉及思想、文化乃至生态等非传统安全。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将其视为一个历久弥新的“新常态”来看待。而两大文明板块的交汇之地首当其冲就是新疆,就像两个大陆板块交界的地方往往是地壳运动最激烈的地方一样,文明板块的交汇点往往也是交流与交锋最为突出的地方,也正是因此它才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

  第二,极端主义对我们国家,特别是新疆的影响究竟是长期的,还是短暂的?伊斯兰教在抵御极端主义过程中可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目前各界最有争议与思想交锋最激烈的问题。从根本而言,各种意见出发点都是一致的,即都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抵御宗教极端、反对暴恐、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区别在于对具体问题和举措的认识不同。大体而言,有的人强调下猛药,保持高压态势;也有人主张,不可操之过急,只能文火慢炖,徐徐图之。治理极端主义不仅要治标还要治本,不仅要治症还要治病。而要做到标本兼治,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于,治理举措应走向多元化而非单一化、具体化而非简单化。

  第三,传统对伊斯兰教与国家安全关系的理解亟待有所突破,实现从单向度的国家安全观到总体的国家安全战略,从消极防御的国家安全观到积极布局的国家安全战略。

  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在取向上带有“负向与防御”的被动含义,而新型国家安全观不仅涉及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问题,还从更广范围涉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乃至伊斯兰世界在中国的全球安全战略中所具有的意义,超出了狭义的国家安全的范围。可以说,狭义的“国家安全”属于单向范畴,而广义的“国家安全”则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属于双向甚至是多向的范畴。就此而言,这种安全战略观更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总体的国家安全观”。

  本文提出,伊斯兰教是中国构建新型国家安全战略过程中一个必须认真考量的重要因素,也正是主张打破原来片面的国家安全观,从广义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以辨证的视角,综合考量伊斯兰因素在构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所可能扮演的多种角色以及所具有的多重涵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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