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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时期党对回族的民族宗教政策探析


2015-01-29 20:01     李健彪 @ 中国民族报



 
  陕甘宁边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范围执政实践的重要时期。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民族宗教政策,这些政策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制定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和理论。

  首先,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的认识比较公正、准确,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客观地看待回族问题,没有民族偏见,这是党赢得回族人民信任的基础。

  如何看待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1940年4月拟定的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明确指出:“伊斯兰教对回回民族,不只是简单的宗教信仰”,而是成了“回回民族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

  对于回民起义,《提纲》的认识就更为准确:“回族每次起义的失败,便遭受一次严重的屠杀和摧残。”“清朝的时期,边区所管辖的各县原先都有回民居住。同治回民革命运动的时候,经过清朝统治者的屠杀,这些地方的回民多数死亡逃散。”毛泽东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指出:“近几年对于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毛泽东还指出,清朝统治者“利用大汉族主义的刽子手,对回族实行历史上空前无比的野蛮政策;对‘叛回’实行血洗,对‘降回’则实行分散,剥夺其迁徙居住的自由,这是回回民族人口衰落与住地分散的主要的历史原因”。这种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回族人口的衰落与居住现状的分析是十分客观、真实的。文中还对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大汉族主义的理论与政策、汉化教育的本来面目进行了揭露:“回族已经汉化,回族就是回教徒,因此回族不是一个民族。回族所需要的不是民族平等,而是教育,是要用教育来解除回族的宗教迷信,来提高回族的知识文化。这就是大汉族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大汉族主义的压迫政策,在文化上是汉化的文化教育。所谓汉化教育,就是为贯彻其民族压迫政策,而从文化教育方面来抑制回族自己文化的提高与发展。它的内容就是:回族学习汉文、汉语与其他不适宜的课程,强迫他们入他们不愿入的学校,没有适合于他们的生活习惯设备的学校,强迫他们学汉民族的历史文化而丝毫不得过问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至今看来,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对回族问题的这些精辟论述,仍具有实践上和思想上的指导意义。

  当时,回族在西北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这一点,《回回工作简要手册》(以下简称《手册》)明确提出:“回回在西北的各方面均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在经济上有着相当地位……在政治上回回统治阶级则控制着两省的政权和军权,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回回在西北都掌握着很大的实力。”《手册》还充分肯定了回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1940年l0月10日,《新中华报》的社论认为:“数百年来,回族长期受异民族压迫并经过多次反对异族压迫的斗争。它是富于团结性和斗争精神的一个民族。在回族历史上,曾有马明心、杜文秀……等出类拔萃的民族英雄。”“回回民族因为历史的宗教的重要因素,而形成了民族的特点,比较突出的是他们的团结性、斗争性和牺牲精神。”

  《手册》还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对回族的论断,即:“回民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最强。”“回民向以勇敢不怕牺牲而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绝大之保障。”“中国民族运动,非有回族之参加,难得最后之成功,打倒帝国主义工作,非有回族之整个结合,亦势难完成也。”“延安五老”之一、我国著名的法学家谢觉哉曾经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回族确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回族的许多美德——即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所需要的。”“回族七百年的历史,全是反抗与斗争的历史。”

  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对回族的种种认识,基本上反映了回族的真实面貌,这在当时大汉族主义思想十分严重,蒋介石不承认回族为一个民族,西北不少汉族地区禁止回民居住、禁止回民修建清真寺的历史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回族人民信任的基础。

  其次,中国共产党充分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并支持回族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这是党做好民族宗教工作以及在民族地区做好其他工作的基本原则。

  早在1936年5月25日,红军西征前夕,我们党就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言中指出:根据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的政治文化水平。后来制定的《提纲》中也强调:“尊重回族人民信奉宗教的自由,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发扬回族的美德,提倡抗日,保护清真寺,反对和禁止任何侮辱与轻视回族的言论行为。”在《提纲》中,中国共产党还清醒地认识到:“回民之清真寺,不仅为礼拜讲经之所,亦为其集会团结场合……回汉冲突多由压迫及侵犯清真寺或其礼俗而起……故其风俗习惯亦应加以尊重。”

  这种清醒的认识对我们党从事民族宗教工作或在民族地区从事其他工作的领导干部来讲,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与建议书》中提出:“回民在封斋其间,不论在部队团体、学校,一律尊重其习惯、规则,使所有回民之起床、休息、饮食时间及时期长短与全国回民完全一致,而且尽量依其习俗,在此期间将伙食较素日改好,每星期五为回民礼拜之期,各机关、部队、学校均予回民以去寺礼拜之方便。”“政府对强迫回民吃大荤者,以违法论。”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制定了《回民的风俗习惯与主要应禁忌事项》、《我军在回民地区应注意的事项》等小册子,内容都叙述得很准确、仔细。

  1940年10月7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修建了第一座清真寺,并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清真寺”三个字。自延安清真寺建立后,至1945年,在边区政府的帮助下,陕甘宁边区境内先后修建了8座清真寺。从1938年至1945年,边区的回民聚居区陆续办起了8所伊斯兰小学、1所伊斯兰公学。除此之外,在有需要的地方还设有识字班、冬学和夜学,教员很多是回民,并且请阿訇教念回文经典。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贯彻执行了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从而赢得了回族群众的信任,使得边区附近的回民纷纷迁往边区境内居住,边区内回民的数量迅速增长。

  再次,中国共产党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西北建立“回回国”的阴谋,极力团结回族人民共同抗日。

  为了扩张自身在西北的势力范围,从1941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派化装为回族的日本特务,在甘、宁、青、绥、晋各地活动,并提出了“尊崇回教”、“维护回教”、“提高回教”的口号。日军侵华后,还成立了伪“中国回教青年团”,下设伪“中国回教青年团辅导员训练所”和“回教圈研究会”,声称伪满傀儡溥仪的兄嫂溥光夫妻“对回教极信仰,一切礼节及把斋,均遵从回教习惯”,宣传“溥光殿下也是虔诚的回教徒”,以此来欺骗回族人民,企图在西北建立“回回国”,然后再分而治之,为其侵略中国的野心服务。他们还以“共产主义反对宗教”为理由,要求回族人民积极“反共”,宣传“防共就是回教徒的使命”。

  面对当时的局势,为了粉碎日寇的阴谋,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了“回族问题的重要性”,并在《提纲》中指出:“并不取消争取回族的可能,我们能够争取回族青年知识分子和下层是无疑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使回民认识并相信我们的政策。”1939年7月、8月,《新中华报》连续发表了长篇文章《日寇灭亡回回民族的阴谋》,以铁的事实论述了日寇用心之险恶,回族人民团结抗日之重要:“如西安、桂林、盐城等地庄严壮丽的清真寺被日寇轰炸,回民死伤枕藉的惨剧。在济宁、德州等地,敌人强迫回民杀豕烹豕慰劳日军不遂而血洗回民区的不可忍受的侮辱与惨痛。如沈阳、长春两地日伪为了建设市区,将回教公墓一万数千坟墓全数掘发,骸骨暴露,堆积如山的残忍情状。”并指出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八路军长征时代进入西北回民地区,全体将士都厉行着对回族的三大禁条:禁止入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还列举了全国各地回族的许多“反日”活动:“各地清真寺为了抗战的胜利,曾举行伊斯兰反侵略祈祷大会。各地回民又曾举行盛大的抗日示威(如西安去年“一二·八”纪念日7千回民的示威)。”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回族贯彻执行了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因而深得边区内外回族人民的拥护。一些“伊斯兰青年学会”、“回民战地服务团”等群众团体和《月华》、《回教大众》、《回教青年日报》等报刊也都强烈主张抗日,反对侵略。1936年10月22日,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以后又成立了一些回民自治乡、自治区,组建了多支回民抗日游击队,为驱逐日寇、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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